50 年后的巴黎

　　半个多世纪之前，Dior 先生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发布了他的“新风貌”，带来了一场衣橱革新，也为战后经济复苏中的人们带去了快乐和慰藉。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正面临一场全新的转折，有人说经济危机将宣判高级定制的死刑。看看巴黎吧，他们说错了。1956 年，英国观察家报的时装编辑Katharine Whitehorn 首次报道了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周，并在整个1960年代从事这项工作。今年1 月底，她重返巴黎秀场，再次目睹了这个世界。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然而秀场的混乱、魅力、热情和怨气却毫无减退。

　　有些事不会改变—时装编辑、买手、看热闹的人和希望获得注意的人争先恐后地赶往巴黎的高级定制发布会会场，人群中持续不散的极度兴奋，场内的高温和场外的严寒（对穿皮草的人而言着实不好受）。想要亲眼目睹整个新系列，你就必须穿得严严实实站在那儿洗桑拿，因为在开场前喝了点香槟，头还有点发晕—一样也没有变。另一个事实也丝毫没变：你必须一遍遍地反复提醒自己，眼前所见的这些荒诞不经的设计并不是为了实穿而进行展示的。它们的意义在于，将特定的廓型重重锤进你的脑海之中，而那些为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所制作的服装，说到底也是发端于此。然而从1960 年代至今，也可以说差不多一切事情都已改头换面。

　　场地

　　发布会早就不在半个世纪之前的场所举行了。过去，新系列的展示都直接设在时装屋自有的那些香气四溢的沙龙里，今天，发布会则移到了其他场合—可以是蓬皮杜中心那乍一看好像废弃工厂的整个底层（ChristianLacroix），或者是在罗丹美术馆的庭院里搭个可容纳至少1000 人的巨大的黑色帐篷，成排成排的观众仿佛看足球赛似的看着模特们从一面做成中世纪彩色玻璃窗的半透明墙壁后面走出来（Christian Dior），抑或是曾属于某家银行的巨大房间，四壁被纸花装点得美不胜收，整个空间都是雪白的，看上去恍若《冰雪皇后》中的童话仙境（Chanel）。

　　观众

　　现在与过去之间有个令人惊诧的区别，那就是如今差不多每个人都在发布会现场拍照。这里所指的并不是伸展台尾端那群装备了长枪短炮的专业摄影师，而是场内其他那些手举拍照手机的人。在1960 年代，高级定制时装屋对保密工作持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态度，他们害怕设计被人抄袭。 现场观众甚至不许画草图。其实这并不妨碍买手们找个有超强视觉记忆力的人，在发布会结束之后跑回酒店，把脑子里记住的一切飞快地画出来。媒体对新系列的报道都受到日期限制，在发布会结束一周之后，杂志才可能获得拍摄许可。你必须先找模特，再挑衣服，然后回到时装屋去拍你的照。

　　新版图

　　时装产业的组成方式与今天也大为不同。巴黎首当其冲，全世界都要跟随它。纽约还没有进入游戏。意大利也才刚刚起步而已。一年只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布季。大街上随便哪个女人都会说：“我要去买件春季外套。”商店不是一年四季随时都有新货，一年只有两个主要的进货期。在每年的一月份，商店里可能除了棉质上装之外什么都没有。

　　新潮流

　　曾几何时，每一季都有一个主要的色彩。“《Vogue》说当季色彩是非洲堇色。”《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编辑Ernestine Carter 也拥有与《Vogue》相当的影响力。除此之外，当时的人老是纠结于裙子长度的问题。Dior 在1947年把裙长降低了1 英尺，他的“新风貌”带来巨大的影响，所有人的衣橱都在一瞬间过时了。当然，这也是一场赌博——在战后不久就这样大幅度地增加一条裙子的制作用料。在“新风貌”的首场发布上，Dior 先生可能一直紧张地流汗。而他的成功使得下摆长度在1950 和1960 年代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如今的裙长多种多样，而不同品牌的风格则截然不同。时装屋会配备自己的明星：Armani 有Glenn Close 和英国皇室成员Helen Taylor 女士，Chanel 有Keira Knightley。

　　过去，人人都相信时装来自于上层建筑，而不是街头巷尾，更不是电影。在1962 年，Dior 推出了一款被称为“蓝色牛仔”的连衣裙，裙子表面可以看到明显的针脚，当时每个人都在谈论它。而现在，几十年之后，甚至连伟大的Balmain 也公然出售机车牛仔服，还希望它们能在Harvey Nichols 店里卖断货。

　　新业务

　　今天，不少时装屋既做高级定制，也做高级成衣。还有一个发展中的趋势，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品牌开始成立男装线（痛心疾首吧，萨维尔街！）。高级定制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们全部以手工制作，新顾客被老顾客介绍到时装屋去，并会拥有固定为自己服务的女店员。由于一件衣服要价高达几十万至数百万人民币，在交货前都不要求客人付款，顾客本人的身份地位对时装屋而言就至关重要。店员会说：“要知道这个客户的分量如何，看看她珍珠项链的搭钩，你就心里有数了。”不过就连这也不一定能说明她保证会付款。Balmain 的董事Ginette Spanier 说过，巨富们也喜欢捡便宜，她总是开出高于实际的价格，再好心地把数字减到实际水平。